她是大陆极少数最多产却又能不减损作品质量的顶尖作家之一，虽起于寻根文学，但读过她作品的都能明显感觉到，她的文风、叙述、故事之平易近人。

   小说家王安忆去年获得“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”。谈论王安忆似乎永远不是个适切的选择，她是大陆极少数最多产却又能不减损作品质量的顶尖作家之一，虽起于寻根文学，但读过她作品的都能明显感觉到，她的文风、叙述、故事之平易近人，拒斥现代主义的形式实验，甚至有的作品渗透着明显的共和国儿女的气质（如《纪实与虚构》，这或许源自于母亲———革命年代著名作家茹志鹃的言传身教），但自成一派，并不沦于教条。

   三十年创作不绝，水准不堕乃成为她写作观与文学观的深厚生命力的佐证———一种写实主义的胜利。

   而她的同代或者稍晚一世代的大陆作家，虽然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占据着华语文坛的席位，但大部分都已完蛋了（代表如莫言、余华），仅就这一点，王安忆就值得我们敬佩。

   王安忆自承小说创作最得益于旧俄文学，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，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浸染着俄罗斯的苦寒之气，却也因此获得亘古不朽的生命张力。

   王安忆作为这一伟大传统的继承者，透过一部部相当写实的小说（如最著名的《长恨歌》），守护着人类自古迄今的那些已经凝华了的古老价值，只因她相信永恒真理的存在（说来有趣，这是一流作家和末流作家都可能体现出来的面貌）。我还记得她对雨果小说的看法———“雨果向我们描绘的，是个永恒的世界，或叫灵光的世界”。可以说她召唤的，也是这样一种灵光，古典的灵光。但这灵光的作用，如果说是救赎，也未必不可以说是遮蔽？

   现实主义文学向以描写小人物见长，王安忆自然也不例外，只不过她将这些人物命名为“时代的隐居者”（见其中篇《隐居的时代》），戴一个现代社会的帽子，内里却依旧是古典的。

   时代的隐居者，存活于大时代、大一统政权的缝隙之中，隐居在共和政权的背阴处（真的可能？），但也因为如此，保留了最基本的一点自由，从这点自由里生根发芽———一种掩埋后的重生。这种美学观说理想也好，浪漫也罢，就像数十年前的湘西之子沈从文，总是留下了一点拯救之光，以叙述抵抗现实。所以，与其说王安忆在批判什么，不如说她升华了什么。

   即使这个时代再怎样荒凉残酷，但有了审美的眼光或灵光，都可以化为“隐居的时代”，而无论好时代坏时代，事物总是残酷而又辩证地存在着，因此也就可以命名为“审美的时代”，家族、漫游、战争、天人交战、迷惘和追忆都将为这审美时代所容纳。就像《长恨歌》（至今我仍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言情小说之一），王琦瑶的前半生多么绚烂，但最终还是被庸俗拮据的家庭生活和牌桌上的闲言碎语消解。而那个结尾，孤身的王琦瑶被溜进家门的小偷杀死，太令人无语么，还是太真实———即使灿若交际花，也可以死得很庸俗，活该而又残酷至极的庸俗。

   而在审美的眼光下，王安忆生动地写下王琦瑶的几段情爱，那似乎已属余韵，她临死前苍凉的眼神已无力重看到那速朽在现代社会的、她那精彩的一生———她是个俗人，她不是安娜·卡列尼娜。

   就像一部老上海的沪语长片，就算有多少精彩的局部，也只有尘封在审美的耿耿长恨中。